又有無辜民眾在公共場合被殘殺，這在美國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九零年代的我們會嚇到，會不寒而慄，但今非昔比。現在這種事有一定的流程：新聞媒體在半小時內把「奧瑪哈1的悲劇」照片準備好，採訪一些目擊者，簡短重述事件；警察反覆陳腔濫調，也許還有不在現場的共犯被審問後釋放；心理學家和犯罪分析員發表沉悶的演說，然後就轉到愛荷華政黨會議的新聞。
有沒有可能在屠殺/自殺事件發生後，出現真正的公開檢討呢？就像柯大為2（David Kopel）在科倫拜校園事件（Columbine massacre）一週年在標準週刊 （Weekly Standard）上發表的：「科倫拜讓我們學到，太少人關心 1999 年 4 月 20 號的恐怖事件了，更別說去預防再度發生。」，這篇文章給我的印象很深。
他又寫說，「科倫拜後接下來的一年，只有瑣碎而無關緊要的討論，沒有嚴肅可救人命的提議，這就表示政治素養退步了。」
柯大為話鋒犀利，控訴國家的社會狀態，他說，我們茫然面對囂張的恐怖行為，被動而無所作為，簡單說就是道德上的麻木不仁。其他人再從這延伸出更多論點。在四月的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後，有一些評論家大膽地質疑：為什麼現場的年輕人只有極少數敢抵抗，其他幾乎都逃跑了；自私支配著人，只有一位年邁的以色列教授起身反抗。
跟朋友私下聊天，有人說我們這種麻木潛藏已久，這句話很中肯。我們搞不懂善惡，就乾脆不去思考，所以事情發生時總被嚇得目瞪口呆而無能為力。然而，在危機中反應一定要事先有心理準備；更不用說要同心協力才能成功反制了。如果敵人只有一個，就算他有突擊步槍，也只要團結起來就對付得了。911 中聯航 93 就是這樣，大家勇敢的反擊很有用。
討論到這裡，早就超過了一般對屠殺行為的論述。誰敢說就是會有年輕人出來幹壞事，所以社會必須訓練其他人出來抵抗。也就是，沒有人敢說我們一定要消滅邪惡，或是年輕人一定要有傳統的道德勇氣。如詹姆士．鮑曼3（James Bowman)記錄的那樣，不久前這種傳統思想還有它的效力，以前電影裡的西方精神就能證明，但最近這種傳統近乎絕滅，面對這種駭人現象我們該怎麼做？
講得更不客氣點，該如何處理我們消極面對邪惡的事實？而這樣墮落當道、正義不彰的社會又會在歷史上留下如何的評價？
我第一個直覺是，這是人不再敬畏上帝的後果。敬畏上帝會產生責任感，公義審判對敬畏上帝的人來說是最可怕的下場，因為敬畏上帝的人想不到比站在審判王座前更令人害怕的事。在上帝面前想的，是兇手殘殺 10 個或 12 個無辜民眾，然後取走自己的性命；還是自己曾獨自逃跑，不顧留下或許能拯救弱小。
我們讓社會充滿暴力；裡頭勇氣很少。街頭上聚集著自大狂；「我可以幹掉多少徒手的無辜民眾？」，則變成了他們衡量自己能力的標準。
兇手說他想「特立獨行」，他也真做到了：因恐怖份子和懦夫已然成為美國典範。
Paul J. Cella 是 What’s Wrong with the World 的編輯，他很感恩能發動理性戰爭，對抗支配著當代的精神。他滿懷謙卑和敬畏地發現美國仍有良善，這戰爭是必要的，也可能符合正義，但他不禁懷疑自己是否夠格參加這個團隊。他是 Redstate.com 的編輯，他的著作曾發表在 The New Atlantis,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Touchstone,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等刊物。他已婚，並有女兒。他愛打高爾夫球，雖然打得不好。他是科羅拉多州生的喬治亞人，讀維克森林（Wake Forest）大學，是為了看大西洋海岸聯盟的籃球賽（ACC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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