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re of Life by Richard Rorty¹

在一篇名為「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Pragmatism and Romanticism）」的文章裡，我試著重述雪萊（Shelley）《詩辯》（Defense of Poetry）裡的論點。我說，浪漫主義的要點，在於宣稱理性只能沿著想像力已先開好的路走，沒有文字，就無法推理。沒有想像力，就不會有新字。沒有新字，就沒有道德或理智上的進展。

我以對比詩人給予我們豐富語言的能力，及哲學家從非語言的進路企及真正實在（really real）的企圖，來做為那篇文章的結尾。柏拉圖對這種進路的想望，本身就是個偉大又詩意的成就，但我認為到了雪萊的時代，這種理想已經虛構出了。我們現今比柏拉圖更能承認自身之有限，承認我們絕對無法接觸比自己更偉大的事物。反而我們希望地球上人類的生活能隨紀元而愈加豐富，因為我們遠久以後子孫用的語言，會比我們現在採用更多的資源。彼言立於吾言，正如吾言立於原始前人之言。

在那篇文章裡，也如同上述，我用了「詩」的引申意義。我擴展了哈洛·卜倫²（Harold Bloom）的用語「強悍詩人」（strong poet）來含括那些創造新語言遊戲予我們玩樂的散文作家 — 像是柏拉圖、牛頓、馬克思、達爾文和佛洛伊德，還有詩人像是彌爾頓（Milton）跟布雷克（Blake）。這些遊戲可能涉及數學方程式、歸納論證、戲劇敘事、或（詩人的例子）韻律創新（prosodic innovation），不過散文跟詩韻間的差別與我的哲學意圖無關。

完成「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後不久，我被診斷出患了手術也治不好的胰腺癌（inoperable pancreatic cancer）。知道這壞消息後幾個月，我跟大兒子還有來訪的表親閑坐喝咖啡，表親（他是浸信會的牧師）問我是否思思念念都已轉向宗教議題，

我說沒有。「嗯，那哲學呢？」兒子問，我回答他「沒有」，不論是我寫過或讀過的哲學思想似乎都沒對我的情況有什麼特別影響。我沒理由反對伊比鳩魯（Epicurus）說怕死是不理性的論點，也不反對海德格提出說存有神論（ontotheology）起源自我們逃避生命有限之企圖。但 ataraxia³（不受干擾）或是Sein zum Tode⁴（面向死亡的存在）似乎都不適切。

「你讀的書都沒幫助嗎？」我兒子叮問道，「有」我發現自己脫口而出，「詩」，「哪一首」他問。我舉了兩首近日追憶起而異常振奮的舊詩，是詩文朋（Swinburne）《波瑟賓娜⁵的庭園》（Garden of Proserpine）中最常引用的片段。

吾人以簡短恩謝致任一神明
生命不永駐
死者不復生
即便至衰微之河江
也平安蜿蜒入海

和蘭德（Landor）的《在他的七十大壽》

我愛自然，藝術次之
生命之火前我溫暖雙手
熄了，我已就緒待發

在那些緩慢閒談和吞吐餘話中我得了寬慰，我猜想散文也不能造出與此相比的效力。不只意象，尚需押韻和節奏以發效。像這樣的字句，三者共謀創出了壓縮能量，而後衝撞，惟詩能實現。比起詩人巧妙策劃成的錐形裝藥⁶（shaped charges），最好的散文不過是散彈槍（scattershot）。

縱然形形色色的詩文片段曾在特定的人生時刻於我價值不菲，我卻未能寫上幾首（除了在無趣教職員會議上胡寫的十四行詩—另一類型的塗鴉），也沒跟上當代詩人的作品。我真正讀詩時，讀的大部份也都是青春期的最愛。我懷疑自己對詩的矛盾情緒，狹義上，是因有個詩人父親導致的戀母情結而來。（參閱James Rorty, 《太陽之子》（Children of the Sun））

不論如何，我如今覺得要是多花點時間在詩上就好了，不是因為怕遺漏散文無法述說的真理，這種真理並不存在；關於死亡，詩文朋跟蘭德懂的，伊比鳩魯跟海德格都能領會。而是因為，如果能不假思索地背出多一點老得掉牙的詩句，我的生活會更圓滿，就像如果我有交更多親近的朋友一樣；擁有豐富詞彙的文化會更有人性氣息—比起不幸的那群人來說與野獸相距愈遠；當男女個人記憶中滿是詩詞時，會是更完整的人。

1. 1931-2007，美國當代哲學家 [↩]
2. 美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家 [↩]
3. 即心靈寧靜 [↩]
4. 人必死無疑，所以必得體認人存在之有限，並進一步超越此命運，創造意義，實現真實存有 [↩]
5. 是為冥后 [↩]
6. 當兵受過彈藥訓的會學到，這是反裝甲彈藥中的常見技術，能使彈藥穿透裝甲 [↩]

---下次才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