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ire of Life by Richard Rorty¹

在一篇名為「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Pragmatism and Romanticism）」的文章裡，我試著重述雪萊（Shelley）《詩辯》（Defense of Poetry）裡的論點。我說，浪漫主義的要點，在於宣稱理性只能沿著想像力已先開好的路走，沒有文字，就無法推理。沒有想像力，就不會有新字。沒有新字，就沒有道德或理智上的進展。

我以對比詩人給予我們豐富語言的能力，及哲學家從非語言的進路企及真正實在（really real）的企圖，來做為那篇文章的結尾。柏拉圖對這種進路的想望，本身就是個偉大又詩意的成就，但我認為到了雪萊的時代，這種理想已經虛構出了。我們現今比柏拉圖更能承認自身之有限，承認我們絕對無法接觸比自己更偉大的事物。反而我們希望地球上人類的生活能隨紀元而愈加豐富，因為我們遠久以後子孫用的語言，會比我們現在採用更多的資源。彼言立於吾言，正如吾言立於原始前人之言。

在那篇文章裡，也如同上述，我用了「詩」的引申意義。我擴展了哈洛·卜倫²（Harold Bloom）的用語「強悍詩人」（strong poet）來含括那些創造新語言遊戲予我們玩樂的散文作家 — 像是柏拉圖、牛頓、馬克思、達爾文和佛洛伊德，還有詩人像是彌爾頓（Milton）跟布雷克（Blake）。這些遊戲可能涉及數學方程式、歸納論證、戲劇敘事、或（詩人的例子）韻律創新（prosodic innovation），不過散文跟詩韻間的差別與我的哲學意圖無關。

完成「實用主義與浪漫主義」後不久，我被診斷出患了手術也治不好的胰腺癌（inoperable pancreatic cancer）。知道這壞消息後幾個月，我跟大兒子還有來訪的表親閑坐喝咖啡，表親（他是浸信會的牧師）問我是否思思念念都已轉向宗教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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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1-2007，美國當代哲學家 [↩]
2. 美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家 [↩]